写这篇长文动因有三：一是十月底钱学森逝世，众人在质疑其人品之余，甚至开始怀疑其贡献，对此我想写点啥；二是译言被封了，结果一篇译了一半的文章没处发，郁闷着了；三是在1416教室的Photo Camp7上看到摄影师余立新拍摄的四川华蓥市的华光厂的照片，以及某位三线子弟的老厂回访贴，于是怀旧心大发，索性在google maps上花了些时间标定了我的“老厂”。如果看官对中国神秘兮兮的战略导弹工业，或者已经尘封多时的三线建设历史有好奇心，那么请继续。
熟人们大概听我侃过当年如何如何在川东北某山区小镇长大。“川东北恶少”之类之类。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小镇呢？请看下面这幅卫星图：
在较大的地图中查看我长大的地方
这只是这张地图的一小角。如果要看个真切，推荐下载kml地标文件在google earth中查看，或者猛击此链接打开大地图。够华丽吧？呵呵。感谢google，把这个鸡毛小镇标注成高清卫片供我怀旧。大概美国人还想从这个过气十几年的军事目标捞点情报呢。对这张图我作作解说：
红色细线范围内（上面的小图只显示了最南角），是航天工业部062基地7111厂的旧址，位于四川省宣汉县胡家镇的北侧。这里是大巴山和川东平行纵谷过渡地带的一个小盆地，四周都是山。整个厂区分为三个区域：最南面靠着210国道（绿线）的区域称为“3区”，有家属区（蓝色）、学校、医院，有澡堂子和电影院，没有围墙，任何人都能进出；进了工厂大门是“2区”（紫红色粗线内），有行政办公楼，有动力车间，还有那些没有必要保密的车间，比如生产民品（民用产品）的。2区虽然有围墙，但是进进出出也没人管；2区走到尽头是一个峡谷，然后沿着公路继续走啊走，赫然看到兵哥哥把着大门查证件，“1区”（最北的红色粗线内）就到了——这里“五千名特种兵日夜把守”、丛林环绕、出入凭证、六亲不认。在内部资料里被称为“某型号”的让美帝苏修们头疼不已的导弹零件就是这里搞出来地。哈哈。我爸妈都在1区上班，而从3区开过去的班车是不查证件的，所以小时候寒暑假我时常被带到1区里面关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写作业。卫星图上可以看出1区在一个像布袋一样的狭窄峡谷里，轰炸和侦察都很困难。
卫星图右下还有一根黄线：线的西北端就是我家的阳台，东南端是阳台正对着的最显眼的山头——1200米高，距离我大概10公里，几乎天天能看见（空气比北京好多了）。这是我在阳台远眺时最习惯的视线。靠这根黄线作为辅助线，我复原了一下在我家阳台上大约160度的视角内能够看到的景致——群山们很有点像梅里雪山。尤其远处那个深色的，有日落金山，冬季上面还有雪，难怪当时看到梅里的照片感觉似曾相识。坐在阳台上能看到火车在2公里外从这幅图的最左开到最右，过大桥钻隧道，月夜下尤其好看。这比大部分的所谓山景房漂亮多了。
7111厂对外称“烽火机械厂”，7111是内部编号，7代表“第7机械工业部”，也就是后来的航天部。总共大约两千多职工，两千多家属。它的上级，一个始建于1966年，位于四川东北部大巴山区襄渝铁路沿线的庞大工厂群，最初被称作“第7机械工业部062基地”，后来是“航天工业部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现在被称为“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越来越不神秘了。7111厂只是062基地若干个工厂之一，规模算是中等。
7111厂的产品线分为军民两条线：民品是大家不感兴趣的汽车零件；军品方面，是战略导弹的某某零件，确切地说是某液压控制装置（更细节就不方便说了哈）——洲际导弹n多元器件中的一个而已。更多的零件，来自062基地的其他几个工厂，来自陕西和湖北的063基地、067基地，以及北京和上海的工厂和研究所。所有的零件通过铁路运送到062基地总装厂的山洞里完成总装，然后再向二炮部队交货。最近兲朝的三次阅兵式，最后压轴的那几件“国之重器”，7111厂和062基地都有一腿——1984年的DF-5、1999年的DF-31、2009年的DF-31A。另外一些不怎么招摇的，还有DF-5A（东五的改进型，内部称“东五甲”，射程约1.5万公里，基本可以覆盖全球），以及让阿扁头疼至死，专门用于对台湾进行低成本火力覆盖的WS-2超远程火箭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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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5，东风5型洲际弹道导弹，内部称“东五”，液体燃料，固定发射井，射程1.2万公里，可进攻美国全境。062基地参与生产了著名的1980年的西太平洋导弹发射试验中使用的东五。东五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他衍生出的民用型就是著名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核心型号长征二号丙，目前还没有失败过。参考资料：东风五号导弹核武器研制历史（之一、之二）；国外对东五的分析，翻译一般，“航天一院”被翻成“第一航空宇宙学院”，无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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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31，东风31型洲际弹道导弹，内部称“东三幺”，固体燃料，可以车载机动，射程8千公里，可以进攻欧洲和俄罗斯全境。参考资料：今日中国防务：中国DF-31洲际弹道导弹，存在类似的翻译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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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31A，东风31A型洲际弹道导弹，内部称“东三幺甲”，固体燃料，射程1.1万公里，能进攻美国全境。这个型号，连同DF-5A（东五甲），是目前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DM）最头疼的型号，可以向量变轨，可以携带多个核弹头，突防能力和生存能力比较强。参考资料：东风五号甲洲际导弹研制纪实 |
那么，这些启动世界末日的大怪物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军迷们肯定特别想知道点内幕，因为上面的资料基本上“地球人都知道”。我只能提供一些我父母经历的过时的细枝末节（因为他们退休多年）还原一下三线时期（1995年之前）一个航天工厂的状况。呃，基本上没有情报价值，CNG某期讲三线的文章比我说得更多。
首先来做一个超简单的概率题：“某产品如果一个零件出错，整个产品就会报废，这个产品有N个零件，每个零件的合格率是P，那么整个产品的合格率是多少？”解题思路很简单，这样的产品必须所有零件都完好才能不报废，所以产品合格率是P^N。代入一下数值，如果一个产品有30万个零件，每个零件的合格率是99.9999%，那么整个产品的合格率是74.08%，如果去掉一个9，每个零件的合格率是99.999%，那么产品合格率只有可怜的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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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杯具的是，火箭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基本上可以把现代火箭看成一个大炸弹，一层薄薄的壳体下包裹着复杂的管路和机电控制装置，管路里流淌着数百吨威力极大的易燃易爆危险品。为了摆脱引力，极高的飞行速度导致弹体需要承受高过载（失重、超重）、空气剧烈摩擦以及推进剂放出的高温、内外部气压和温度的迅速变化。再加上火箭使用的化学燃料——例如东五使用的偏二甲肼（燃料，剧毒且致癌） + 四氧化二氮（强氧化剂，剧毒）——本身就极不稳定。因此质量上任何一丁点疏漏都有可能造成发射失败，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航天史上因为小零件出事的案例很多：比如挑战者号失事是因为一个密封圈失效；长征二号发射澳星失败是因为一个没有处理干净的焊点；长征三号乙首发失控是因为惯性导航系统一个电子元件失效……成功都是相似的，失败却各有不同。我家里有本厚厚的《航天质量启示录》，各种事故，包括试车的时候发生的，大部分未公开，惨烈得很。这和汽车、火车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汽车就算邮箱漏油，靠边停车即可。火箭要是燃料泄漏，几秒后就爆炸了。火箭和飞机有类似之处，但是飞机速度很慢，高度最多也就十来公里，比火箭简单多了。
东五的参数从来没有公开过，不过东五衍生出来的民用款长征火箭应该是类似的。长征4号大约是由30万个零件组成5万个零部件，我们回顾一下上面的计算结果——4.98%的发射成功率显然不可接受，74.08%对于当年贫困的中国也显得有些奢侈——洲际弹道导弹的造价相当高，与东五类似的长征二号丙的发射费用大约为两千五百万美元——也就是说99.9999%的零件合格率可能也嫌不够。因此质量在整个生产体系中占有至高的地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爸我妈正好都是做质量工作的，所以质量这件事情我听了不少故事。7111厂生产的是液压零件，简单说会有类似注射器的金属结构，液压油会放在“注射器”内，把电机产生的动力从注射器的一头传递到另一头。在自动控制设备中，这个很常见，比如油压千斤顶里有类似玩意儿。但是呢，这个军用高精度“注射器”形状很怪异，而且由于需要在高真空下正常运行，所以需要非常高的加工精度，才能使活塞壁和活塞配合良好，既不漏油，又不会被卡住推不动。这个质量问题就很难搞了。
比如说尺寸问题，既要保证本厂产品和其他工厂的产品能够严丝合缝，又要保证厂内若干车间生产的零件能够完全配合。因此需要大家都严格按图纸施工，并且把自己负责的零件和图纸要求的尺寸控制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据我所知，这个误差非常非常小，直径是厘米级的活塞，误差要控制到微米级，也就是说要追求金属机械零件万分之一级别的误差。另外表面光洁度要达到13级，国家标准最高才14级，按我妈的原话“能当镜子照”——要做到工厂和工厂、车间和车间的“一致”，需要“一致”的生产条件（别忘了热胀冷缩）、“一致”的测试和装配条件，以及最重要的，一把“一致”的“尺子”用来进行生产和检测。分散在各个车间各个工厂的这n把尺子必须非常精密，才能保证尺子之间的误差远小于零件允许的误差。
造尺子这个事儿可就名堂大了。大家都知道我国的长度单位是米。按Wiki的说法，1960年开始的米的国际标准定义是“氪-86原子的2P10和5d1能级之间跃迁的辐射在真空中波长的1650763.73倍”。中国从1963年开始使用这个标准。但是显然不能人人都去测量光谱。我国有专门的机构——国家计量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前身）——来做这件事，造出一把我国最准的尺子。之后我国所有其他尺子都以此为标准。但是总不能人人都跑到北京来校对。所以会造出若干把同样非常精密的尺子下发，和国家标准尺的误差控制在若干分之一微米。然后他们作为低一级标准，度量其他的尺子……如此方式构成了一个尺子的金字塔：越靠近塔尖数量越少，但是越精密；越往下越粗糙，数量也越多。这个过程叫做“长度计量的量值传递”。在航天生产中，由于精度要求太高，因此这套传递系统首先必须在航天系统内一致，也就是说需要自成体系；其次必须非常靠近塔尖。
我妈就是干这事儿的。她所在的部门叫做“计量室”，一个两层的红砖小楼。她的工作是长度计量：用同属062基地的7140计量站的长度基准对本厂的长度基准进行误差校对（拿更高级的尺子校对出全厂最精密的尺子），然后检测所有车间送来的量块（用全厂最精密的尺子校准低级别的尺子）。要求很高，仪器很贵。我妈曾经带我进他们实验室看过那些仪器——少量日货，其他绝大部分是瑞士和德国的高精度光学仪器。干涉仪、显微镜、投影仪、气动测量仪……一大堆。实验室恒温在20摄氏度±0.2度（？），湿度也在一个小区间里恒定着。他们一个实验室的固定资产就值几千万人民币，八十年代的几千万啊。当时整个工厂才值两三亿吧。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可以从我搜索“7140计量站”找到的某新闻瞥见一角：汶川地震的时候，7140和062基地所有厂的长度基准由于振动显然都受了影响，“不准”了。因此从5月22日到6月24日，整个计量系统都在重新校准。而校对过的基准从7140下发到各厂，各厂下发到各个车间，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这期间，车间恐怕啥事也干不了。因为根本不知道是否算是合格了。
长度计量只是整个计量体系的一环，还有电学、力学计量等等；计量也只是生产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加工，检验（使用尺子，我老爸干过这事儿），再加工，再检验……一堆事情。之所以这件事情不容易，需要迭代，要考虑到时代背景：那个时候没有数控机床。很多东西都是机床粗加工成毛坯，然后手工精细打磨到指定的精度。看官们可以想象废品率有多高，成品率有多低，那些工人师傅有多牛b。
看上去已经很麻烦了对吧？别忘了这只是某一个厂加工某一个部件遇到的麻烦，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上百家工厂生产的更多更复杂的部件——发动机、惯性导航系统（精密仪器的加工能力可能是那个时代，包括今天，中国高技术工业的短板）……再往前数，还有更复杂的研发、试验迭代。在那样一个靠机械式手摇计算机（我在计量室里，还真玩过实物）开平方的年代，这一切显得那么的超现实主义。
接下来请出这一切的总策划——钱学森。在我党宣传机器的嘴巴里，钱学森回国总是被描述成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和时势造英雄的完美组合，地位堪称“国师”，几代中共领导人都对他毕恭毕敬的。实际上从这篇文章来看，钱学森回国后尽全力帮助红色中国发展起一整套航天工业体系的做为，更像是对麦肯锡主义侮辱其人格的报复，报私仇的成分很重。VOA的这篇报道引述了张纯如1991年采访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的描述：“……他父亲对于五十年代美国政府亏待他的往事，仍耿耿于怀……就像先把人家请来作客，然后一脚踢他出门。如果我父亲在这个国家犯了罪，当然无话可说。可是他奉献了二十年青春为美国卖命，对这个国家的科技有莫大贡献，得到的报酬却是被赶出去……”“在钱永刚的叙述中，看不到钱学森当年“毅然”海归的骄傲，而是对美国将他递解出境的忿忿不平”。
钱学森从一个爱美国的知识分子（绿卡拿到了，美国公民身份申请了没拿到）转变成反美斗士，充满了知识分子的天真和意气用事。这种天真在随后的政治运动中表露无遗，例如多为人诟病的《粮食亩产会有多少》、《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纵横谈》、《论人体科学》之类。前两者为大跃进推波助澜，钱学森确实很有责任；后两者则为80年代充满跳大神色彩的特异功能热点了第一把火，我觉得八成是老爷子老糊涂了。可为什么一个学者的错误观点有那么大的危害呢？说到底还是没有辩论的气氛，迷信权威的后果。钱学森在他不熟悉的领域发言，该领域人士不敢/不能提出疑义，和任凭钱的言论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失语，时代的悲剧，责任不应该他一个人来背吧？
回到正题，钱学森在中国航天工业上的贡献到底如何评价？是否如某些批评他发表“亩产万斤”的人说的那样，“在航天领域，钱学森的贡献同样不值一提？”这个，我引述一段官方评价：
1956年，他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钱学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向前推进了20年。
阅读钱学森的年表（百度、wikipedia），会发现钱学森在美国搞理论和技术（力学、喷气推进、自动控制），回中国之后搞管理，同时传授技术。从他在国防部五院和第七机械工业部（航天工业部的前身）一直担任副职的履历来看，他应该是航天管理系统中整体统筹安排的技术负责人。完成这件事情的人必须对火箭技术有很强的整体认识和理解，知道还有哪些方面从理论、技术到工艺需要努力，在此基础上制订规划；同时有强大的整合、运筹和控制能力，才能驾驭我最开始那一段所说的这个巨大而复杂的设计、生产、试验体系，控制并提高质量和可靠性。事实上，钱学森归国之后，在理论方面最主要的贡献，正是所谓“系统工程理论”，即“根据总体协调的需要 ，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基础思想、理论、策略、方法等从横的方面联系起来，应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等工具 ，对系统的构成要素、组织结构、信息交换和自动控制等功能进行分析研究，借以达到最优化设计，最优控制和最优管理的目标。”以当时中国糟糕的工业和科研基础，没有钱学森这种内行当领导，中国航天根本搞不起来。
前面我一直说航天很复杂，摊子铺很大，有多大一坨呢？具体可以看看下面这张“三线时期（1964～1995）中国战略导弹工业示意图”。了解更多细节，可以阅读下面的文章（之一、之二）。其中我只展开了我比较熟悉的062基地的几个工厂。其实北京、上海才是主力，陕西生产最精密的导航和发动机，四川航天的最主要任务是总装，虽然总装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较大的地图中查看三线时期（1964～1995）中国战略导弹工业示意图
这里有一个词汇叫做“三线”。上次和89年生的绵阳小朋友聊天，小朋友没听说过这个词居然——绵阳是三线建设的四个重点城市之一矣。这篇文章把三线的来龙去脉讲得比较清楚。引述wikipedia辞条：
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其开始的背景是中苏交恶与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又一次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其规模可与抗战时期的沿海工业内迁相提并论。
这个辞条的文末可以看到一个华丽的清单——很不完整的清单，遗漏了062基地、132厂（成都飞机公司）、长虹厂（生产雷达的）等等——整个西南地区的大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骨架几乎都是三线建设时期起步的。
三线建设的目标是在西南和西北的山岭地区，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巨型军事工业基地。一旦与美苏开战，放弃东南沿海和北部边境之后，兲朝还可以苦撑。从资源（钢铁、冶金）、能源（煤炭、水电）到军工（常规、核子、航空、航天、航海）那是应有尽有，然后各个基地之间新建铁路并连接成网。加上本来就有自给自足农业传统的四川盆地，似乎又可以打打持久战。三线工程大多分布在铁路附近。例如阳安线上的陕西飞机公司、襄渝线上的四川航天和重庆常规兵器基地、宝成线沿线的陕西航天和四川核工业基地、成昆线沿线的钢铁、贵昆线沿线的煤炭……人员则大多来自从东部内迁的工厂和新招募的知青（例如7111厂的职工全国各地都有，老职工还多是京沪的，因此三线工厂内基本都不说方言）。为了战略安全，三线工厂的选点和正常的工业布局背道而驰，遵循“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建设和运营成本都极高。
对此我是有切身感受的。7111厂还算相对交通便利，至少离铁路不远，但距离最近的城市：达县，2小时汽车；距离最近的大城市，重庆，7小时火车。很多工厂比7111厂要糟糕得多。比如四川航天的总装厂7102厂，厂址位于万源市白沙工农区，上万人的大厂放在大巴山深处离襄渝线二三十公里远的地方，到我们这里就要3个小时，到重庆要10个小时火车，现在还有人在那边苦撑。对于儿童如我们，这里有山有水有鱼有虾，当然是乐土。但是成年人显然不这么看。自然条件对生产并不利，7111厂1区和2区之间的峡谷在一个滑坡体上，每年夏天的山洪都要造成车间进水之类灾害——这是山区三线工厂的普遍现象；偏僻和交通不便，导致周边地区极度贫困，自古就是匪盗横行的地方，民风极为彪悍。1960年代，为了建厂才剿灭最后一股土匪。1990年，全国第二所希望小学就建在7111厂附近的花池乡；因为物资匮乏，要啥没啥，因此长期实行配机制。买书、买衣服，只能托去城市出差的熟人带，很费劲；生活方面的困难倒也罢了，经济改革之后，在邓小平的主持下，随着1984年开始的裁军，军工生产任务逐渐压缩，各个企业被要求生产民品自负盈亏，三线企业运输成本高、信息闭塞的问题就全部暴露出来了。虽然民品质量仍然没的说（064基地某厂生产农用车，据说和其他农用车对撞，从来不吃亏），但是成本太高，根本无法参与竞争。到1990年前后，062基地的厂差不多都在破产边缘了。大量来自京沪穗的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调回原籍。然后国家被迫追加投资，90年代中期062基地的厂矿纷纷从山沟搬迁到成都——毕竟高技术工业是家底。但常规兵器工业，据我所知，很惨。
三线工厂搬出来了，山沟里剩下一堆坟墓一般死寂的工业遗址，传说中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到底没有打起来，当年数十亿投资的地下车间烂在山里，一代人的青春在那里空耗，让人无限感慨又无可奈何。
需要说明的是：7111厂生产的产品，从来没有用于实战。作为国家战略核威慑力量的一部分，真心希望战略导弹核武器只去充当“盾牌”的角色。维持战略平衡，阻滞大国之间的战争。最好还是别跑出来惹事儿了。
好吧，最后是那篇我顺手翻译的文章。有关中国的核试验（原文、译文），也算是与东风导弹有关。估计在译言挺不了多久，还是发blog上好了。不得不说，二机部确实比七机部惨烈，有机会去看看罗布泊和金银滩草原上的221厂吧。
中国核武怨魂不再忠于当局
最多可能有19万人死于中国的武器试验
现在，生病的幸存者们希望得到赔偿。泰晤士报
2009年4月19日
Michael Sheridan荒凉戈壁沙漠中的核武器测试场已经归于沉寂，但从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服役的退伍军人第一次打破沉默，述说了中国狂热追逐原子武器带来的可怕代价。
他们谈起用徒手捡起放射性碎片、冲洗穿过蘑菇云的炸弹、士兵们因为奇怪和罕见的疾病早逝、儿童一出生就患有诡异的癌症。
他们属于8023部队，一支在新疆罗布泊地区承担核试验任务的特遣队。该地区至今仍然是与世隔绝的绝密地带。
“我在8023部队服役23年”，一位老战士在一次参访中说，“我的工作是在核爆之后进入爆炸区搜索效应试验物，以及监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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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女儿出生时被诊断出在脊髓中长着一个巨型肿瘤。医生归咎于核沉降物。她已经动了两次大手术，生活在难以描述的艰难中。而我们从政府那里一个月只能拿到130元人民币（13镑）。”
当中国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加入核俱乐部时，困难和风险被忽视。
士兵们策马奔向蘑菇云时，只有防毒面具作为保护。
科学家们兴奋地跳跃着，挥舞着记载毛泽东思想的红宝书，此时核碎片正在天空中翻腾。
工程师们在戈壁的沙海之下甚至复制了全比例的北京地铁车站，测试它是否能在中苏大战中幸存。
最新研究显示，中国从1964年到1996年的核试验夺去了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生命。日本物理学家Jun Takada教授计算的结果是：148万人暴露在放射性沉降物中，其中的19万人可能死于辐射有关的疾病。
“核沙子”，一种灰尘和裂变产物的混合物，被盛行风从罗布泊吹向古丝绸之路沿线的城镇和村庄，从中国带往西方。
受害者包括居住在这些偏远地区的中国人、维吾尔穆斯林和藏族人。Takada教授甚至在哈萨克斯坦发现（与此有关的）畸形儿童。中国国内没有出版任何与此有关的独立科学报告。
无论如何，这些中国退伍老兵的声音，将在这个对自己的核武器状况骄傲，却对其代价鲜为人知的国家（的国民中）中大声的回响。一批人勇敢的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递交了公开信要求赔偿 – 这是最高政府和军事机关。
“我们中的大多数在50岁到70岁之间，身体很糟”，他们说，“我们曾经从事最危险的工作，搜寻导弹试验的残骸”。
“我们离爆炸只有10公里（6英里）。我们多次进入核试验区，没有防护服，只有护目镜和防毒面具。之后，我们只是用普通的清水洗澡”。
一位8023部队的女退伍兵在一次采访中描述了她的头发如何脱落。她体重降低，患慢性失眠，偶发的意识错乱。
“1993年到1996年之间，政府加快了试验速度，我参与了10次地下核试验，”她说到，“我们不得不进入测试区检查高放射性仪器。现在我病得太严重以致不能工作。政府会帮助我吗？”
补偿不止发放给一代人。“我的父亲1967到1979年间在8023部队服役，他的工作是清洗穿过蘑菇云的飞机，”一位37岁的男子说。
“我因为慢性免疫系统疾病致残。我的哥哥的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他说，“我的家庭在数十年间花了成千上万元做手术。我的家庭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有这样的疾病，这是核试验的一部分吗？政府是否有任何赔偿计划？”
实际上，政府已经回应了来自退伍兵群体的压力。去年，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无意中透露，国家已经开始给核试验人员发放“补助”，不过没有数额的详情。
这些都是毛泽东主席决策的遗产。他于1955年做出决策，制造原子弹使中国成为强权。
毛被对美国的恐惧和与苏联的竞争驱使。他觊觎核武器给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带来的巨大力量。于是1964年10月16日，人们庆祝了首次爆炸试验。
科学家们在北京以西1500英里的罗布泊地区进行了46次试验。包括23次大气层内的核试验和22次地下核试验，1次失败。其中有热核爆炸【译者：氢弹】、中子弹，以及一枚在1990年5月26日为巴基斯坦秘密爆炸的原子弹。
其中的一个装置，于1976年11月17日被飞机投掷，威力相当于320颗摧毁广岛的炸弹。
最后一次大气核试验是在1980年，但是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直到1996年7月29日才结束。那年年底，中国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于是，再一次，荒凉的戈壁沙漠上只能听到风的叹息。
财务开支仍然是机密，但是粗略估计，首枚原子弹的开销等于或者超过1957年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投资一直在追加，而与此同时，至少3000万中国农民死于饥荒，核科学家们自己也生活在艰难的配机制下。
外界极少有人对此庞大工程有一瞥。Danny Stillman是少数人之一，他是新墨西哥州Los Alamos实验室（美国的核武器研究机构）技术情报部门的主管。他在1990到2001年的国际关系缓和期，曾经10次访问中国的秘密核设施，进行信息交换。
“一些他们给我们演示的视频中，解放军士兵们骑着马，防毒面具分别掩住了马和战士的口鼻，他们正骑马冲向大气表层爆炸产生的蘑菇云，”Stillman回忆道。
“士兵们把刀举过头顶冲向放射性沉降物，这很怪异。我一直想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能活下来。”
Stillman也被许可查看中国科学家们在沙漠中试验用于毁灭的那些东西。
和美国人一样，中国人围绕爆心放置了活着的笼养动物、坦克、飞机、车辆和建筑。这些是8302部队的男女们留下的遗迹。
“让我惊讶的是，他们有一个等比例的北京地铁站，里面有所有的支持设施。它建筑在爆心下方一个未知的深度，”Stillman说。
“有1万只动物和一个长江大桥的模型，”科学家Wu Qian回忆道。
一位女博士Li Yi补充道：“放置在距离爆心两公里远的动物被烧焦。八公里远的几天内死去。
据Stillman和前美国空军部长Thomas Reed合著的The Nuclear Express这本书的说法，中国借来了苏联的蓝图，在西方搞了间谍活动。
这本书解释了中国如何利用它的人力资源赢得技术均衡，而仅仅使用了相当于美国4%的核试验。中国进行了45次成功的试爆，美国则超过1000次。
“我遇到的中国核武器科学家……异常的才华横溢，”Stillman说。
中国最杰出的10位核科学先驱者中，两位在爱丁堡大学接受教育：程开甲，武器实验室主管；彭桓武，第一枚氢弹的设计师。六位在美国读大学，一位在法国，一位在德国。
包括这些天才们，没有中国科学家敢于发表关于人体影响的研究。
这个禁忌被Takada打破。他是一位在Sapporo大学药学院供职的物理学家，日本政府关于辐射危险的顾问。
他基于在哈萨克斯坦的苏联核试验场的田野调查，搞了一个计算机仿真模型，算出在中国的32年的核试验过程中，大约148万人暴露在放射性污染物中。
Takada使用了国际认可的放射性剂量标准估计19万人已经死于白血病。他相信3.5万胎儿因此畸形的或者流产，因为远至哈萨克斯坦和中国边境的Makanchi也有病例被发现。
把他的发现放在宏观上看，Takada说，单单中国最大的三次试验就产生了四百万倍1986年切尔诺贝利反应堆事故的辐射。他将这些放射性沉降物云称作“空气海啸”。
不管中国国内如何对此保持沉默，两个损害健康的明显证据从共产党官方的文件中可以找到：日期是2007年，放在省级官方网站上。
一个是新疆农工界代表向卫生部的请求，他们希望设立一间特别医院治疗大量的“暴露于辐射或者迷路进入试验区”的病人。
另一个是党代表Xingfu关于赔偿的电话记录，以及一份绿洲城市敦煌外的肃北县【译者：原文为Xiaobei County，但是我没查到有这个县。地图上估计，很可能是肃北县】“辐射病的严重状况”的研究报告。
两份要求均被驳回。肃北县的居民报告了数量恐怖的癌症死亡数和儿童先天腭裂、骨畸形、脊柱侧凸病例。
丝绸之路沿线三个城市的医院的专家均报告了反常的癌症和白血病病例数。
“我在网上已经阅读了日本教授的工作，我认为它是可信的”，某位专家说。这个地区的癌症统计数据从未公诸于众。
尽管一些记忆永远也擦不掉。一个敦煌男人回忆起爬上一个山腰观看一个巨大的尘柱从沙漠中卷入城市。
“几天内，我们被命令紧闭窗户呆在室内，”另一个中年男人回忆道。“数月之内我们不能吃蔬菜和水果。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好了。”
但是他们仍然继续试验。关于人体影响的真相永远不为人所知。除非某天，未来的中国政府允许病理学家们在丝绸之路的墓地里寻找答案。
敦煌的死者躺在沙漠边缘的一片废地，在一个巨大沙丘的脚下，游客们在那里骑上骆驼游玩。陵墓、石冢和没有标志的土堆点缀着无边无际的沙海。
按当地习俗，死者的衣服被扔在他们的坟墓边。裙子、西服和童装在坟墓四周被沙土半埋着。
“这儿的人活不长，”一个带我去墓地的当地人说，“五十、六十，然后他们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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